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段时间以来，网络社交平台有人分享所谓“AI带娃”攻略，称“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情感替身可实现全程陪伴”。

那么“AI带娃”是不是真的靠谱，父母的陪伴真的能被AI替代吗？

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记者检索“AI带娃”，出现不少的分享帖。

有人在“AI带娃”笔记里表示，小孩直接被AI大模型硬控数小时，聊到要吃饭了还是不愿放下手机；还有人称“AI实力哄娃，家长相见恨晚”。

记者发现，一些AI工具还为用户提供了定制“智能体”的功能，智能体能够根据预设的指令调整回答方式，简单说，就是AI可以克隆和家长声音、语气相同的“情感替身”，和孩子进行对话。

四岁儿童：首先点击这个AI软件，然后说你想问的问题，点击通话键，AI软件就会说话。

但也有用户表示，当孩子使用了一段时间的“AI陪伴”后出现了问题，在孩子使用三个多月后出现了厌学的情况。

四岁儿童家长 赵女士：上学好像也有点心不在焉，每天都不想去上学了，以前他是很喜欢上学的。开学后他就是说，妈妈走，快回家。我说，这么早回家干吗？你不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吗？他说，不要，我就要回家玩AI，玩AI比他们有趣多了。

孩子在接触“AI陪伴”功能后出现的情况，让赵女士开始警惕，她发现孩子的思维发展变缓，本可以自己思考故事中的情节为什么会这样发展，但是如果直接问AI，就跳过了这个思考过程。

同时，她发现孩子社交能力受限，孩子沉迷和“脾气非常好的”AI软件聊天，减少了真实的社交互动，导致孩子可能不擅长用眼神、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与人沟通。

四岁儿童家长 赵女士：AI软件讲话基本上都是顺着孩子，语气始终都是很温柔。但是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会因为担心你，然后大声喊你；我有时候可能还会骂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情，但是AI它是平面的。孩子如果长期沉浸在这种非常舒适的沟通体验里面，当他回归到现实社会，他会适应不了。

学者：沉迷AI陪伴 或阻碍低龄儿童认知发育

经过三个多月的使用之后，赵女士卸载了AI软件，她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社交平台，有一些家长表示也有相似的遭遇。“AI带娃”是否能够发挥陪伴的功能？盲目把手机交给孩子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清华大学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任 倪子君：我们有一个叫“55387”的理论，就是身体的姿态占传递信息的55%，语气是占百分之38，内容只占7%。现在连说话都已经是AI替代了，它更加剥夺了他去跟真人沟通的这种机会和应该有的训练了，它会导致跟真人交流时，他内心的安全感没有，链接感没有，那就是孤独感。

有家长表示，尽管AI能够依据预设算法，为孩子提供海量的资源支持，但它无法像父母那样，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敏锐捕捉孩子的兴趣点、发现孩子的天赋以及洞察孩子潜在的问题。

儿童心理研究学者表示，过度依赖“AI带娃”，不仅可能使孩子陷入网络沉迷的泥沼，损害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孩子形成依赖，削弱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清华大学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任 倪子君：3至6岁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发育大脑最棒的方式，实际上是大动作的训练，攀爬、跳、去捕捉，家长和孩子一起游戏，跟伙伴一起游戏，这些动作是最应该的，而不是拿着一个平板去跟一个机器人对话。我们的孩子是有发展规律的，我们家长可以让AI成为我们养育孩子的一个辅助工具，但它绝对不能成为父母的替代。

六成多未成年人用过AI 使用管理亟须加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今年对全国7个省份的8500余名未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过AI，而其中仅有三成多家庭为孩子制定了AI使用管理规则。如何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对待新技术，避免其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呢？来看记者的调研。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8500人中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AI有较高程度的认可，超过六成未成年人认为使用AI使他们提升了学习兴趣。

同时报告也指出，AI也使未成年人面临潜在的成长风险。调查数据显示：

有两成多未成年人存在“想依赖AI，不想自己思考”的惰性；

两成多倾向于“只和AI聊天，不愿与真人交流”；

还有两成多因为过度使用AI感到焦虑。

学生：如果说过度依赖AI生成的这种朋友的话，会渐渐地脱离了现实中人际关系的轨道。

学生：我个人英语不太好，然后我老拿AI软件翻译，翻译出来再做作业。作业会变简单，我就不用自己思考了。

记者在对一些学校的实地走访中也了解到，目前家长对青少年使用AI存在如何管理的困惑。有些家长认为学生拿AI用于学习，不好过度干预；有的学生则表示，AI软件更容易获取答案，能否合理使用依靠自控力。

学生：需要我们自主学习能力特别强，然后有一定的自控力。

家长：未成年人如果没有自控性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用AI的过程中，无意当中去浏览其他的内容。

家长：你看着他是在学习，但是他具体有没有学习不清楚。

儿童心理研究学者表示，家长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首先要建立AI的使用规则。例如不使用AI的代写或直接给答案功能、每天不超过规定使用时长等。管理规则要细化，如小学生使用AI需家长全程陪同。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宏艳：比如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都谈到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问题，就是不管他使用什么产品，只要是通过使用互联网出现沉迷的状况，都跟家庭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作为家长来说，都有这方面的责任。

避免孩子沉迷虚拟交互，需要用真实生活体验减少对AI的依赖。教育学者建议，家长要主动参与孩子的AI使用过程，这种陪伴和互动既能了解孩子的使用动态，又能使孩子树立“现实比虚拟更生动”“真人交流更有温度”等价值观。同时学校也要建立AI使用的管理制度与评价体系。

河北省保定市钱学森学校党委书记 孙宁：我们在帮助孩子养成使用AI习惯的时候，家长引导是一方面，同时学校老师的引导也很重要。在评价孩子使用AI工具的时候，不直接去关注学生使用AI的结果，而更多地去关注学生使用AI的过程——孩子需要去认真地思考，结合真实的场景，去进行取舍。

（总台央视记者 帅俊全 马力 张孙川 方锌妮）

在古罗马社会，女孩获得合法身份始于父权的确认。依照传统，新生儿降生后会被置于地上，只有父亲将婴儿抱起，才意味着她被正式接纳为家庭的合法成员。这一动作不仅象征着婴儿自此受父权管辖，也代表了家庭对她作出抚养的承诺。然而，并非所有女婴都能获得家庭的接纳，父亲拥有决定是否抚养新生儿的绝对权力。

罗马人对“童年”的理解，建立在一套由法律规范、社会传统和家庭期望共同塑造的人生阶段划分体系之上。在罗马法中，从出生到七岁之间的阶段被划定为“幼儿期”，此阶段的婴幼儿在法律上无责任能力，不必对损害行为负责；七岁之后进入“孩童期”，法律认为其具备一定的辨识能力，须为特定行为承担责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女孩的童年比男孩更短暂。罗马法律规定，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为12岁，男孩为14岁。考古发现的墓葬铭文显示，不少贵族女孩在12至14岁之间便已完婚。男孩通常在13至18岁之间举行成人礼，此后正式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女孩的“成年礼”则是她的婚礼。结婚以后，女孩的人生重心从父亲的家庭转至丈夫的家庭，身份从女儿转变为妻子与母亲。这种生命轨迹的差异决定了罗马男孩和女孩在童年时期被赋予的期许截然不同，男孩以成长为能够承担公共责任、服务国家的合格公民为目标，女孩则要学习作为妻子与母亲所需的技能与德行。

罗马女孩的成长由家中多位抚养者共同负责。在这些抚养者中，母亲的作用最为关键。她肩负着塑造女儿品行的重要责任，通过言传身教，将社会对理想女性的期许传递给女儿。一位合格的罗马母亲需向女儿传授家政管理的知识，培养女儿端庄、虔诚、寡言等受社会推崇的女性美德。在上层家庭中，母亲多扮演监督与引导的角色，日常的养育照护常由家中奴隶或被释女奴承担。奶妈一职尤为重要。她不仅为女婴提供乳汁，更是其早期成长阶段最亲密的陪伴者和语言启蒙者。公元2世纪的医学家索拉努斯建议谨慎选择奶妈，不仅要看其乳汁质量，还要考察其品格和谈吐，因为罗马人相信孩子会通过乳汁吸收奶妈的品性与德行。

富裕家庭还会指派专门的家庭教仆负责孩子的日常教导。他们需要确保孩子的言行举止得体，包括步态、坐姿、着装和餐桌礼仪等。对于女孩而言，教仆还需承担监督与保护之责，防止她们与外人不当接触，以维护其贞洁声誉。父亲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看似缺席，实则是决定女儿人生的最高权威——他不仅决定着对女儿的养育和教育投入，更掌控着其最终的婚姻归宿。父亲的期许是塑造女儿未来的无形力量。

受罗马社会性别结构的影响，女孩的成长路径被严格地导向婚姻与家庭。教育作为其中一环，本质上是通过知识、德行与行为规范的训练，使女孩在生命的早期阶段便开始为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做准备。

家庭是大多数女孩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罗马女孩，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女孩，出于对贞洁名誉的保护，通常不参加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在家中接受私人教导。她们通常需要接受基础的读写与算术教育，以便未来能担负起管理奴隶、记录账目等家政职责。权贵家庭的女孩还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学教育。庞培的女儿庞培娅便在家中由家庭教师指导念诵《荷马史诗》。诗人马提亚尔认为，史诗和悲剧诗歌是培养女孩得体行为的有益文学体裁。小普林尼盛赞妻子卡尔普尼娅，称其不仅兼具聪慧、节俭与纯洁的品性，还时常研读他的作品直至背诵，甚至为他的诗作谱曲吟唱，反映出理想贵族女性所具有的文化修养。此类教育使贵族妇女能够更好地维护家族荣誉，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但其目的并非培养女性的独立人格与思辨能力。

罗马女孩的技能训练往往还承载着道德内涵。例如，纺织羊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家务技能，也是罗马女性贞洁、勤勉的象征。李维笔下的卢克雷提娅是罗马社会推崇的理想女性典范——当国王的儿子与其他贵族青年从军营返回罗马，想要检验各自妻子的德行时，发现其他贵族女性正在宴会上寻欢作乐，唯有卢克雷提娅深夜仍在灯下纺织羊毛。据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要求女儿尤利娅和孙女们学习纺纱织布，他本人常穿的衣物也多由其姐姐、妻子、女儿和孙女亲手缝制，以此为全体罗马妇女树立榜样。可见，纺织与女性美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对女童的直接教导外，罗马家庭与社会还将性别角色意识嵌入日常生活中，以实现教化之效。考古发现大量专为女孩制作的玩偶，多由象牙、兽骨、木头和陶土制成。这些玩偶往往有着成年女性的体态和时下流行的复杂发式，部分制作精良的玩偶甚至四肢关节皆可活动。女孩们通过为玩偶梳妆、更衣、布置居所等游戏，模仿和演练未来作为家庭女主人的角色。这些玩偶既是女孩童年时期的伙伴，也是她们预演成年角色的工具，作为物质媒介传递了社会对女性的期许。少女克雷佩雷娅·特里费娜未婚而亡，她的墓中不仅有制作精美的象牙玩偶，还有黄金首饰、象牙梳、小银镜、纺锤和纺杆等随葬品，象征着她未能实现的成年女性身份。在出嫁前夕，女孩会将自己的玩偶和童年衣物供奉在家宅守护神拉瑞斯或维纳斯等女神的祭坛前。这一仪式象征着对童年的正式告别，宣告女孩已准备好承担起婚姻与家庭的责任。

成年还意味着服饰的变化。童年时期，自由民出身的女孩与男孩一样穿着带有紫色镶边的托加。男孩成年时，会换上象征公民身份的白色托加，标志着他从此正式进入公共政治生活。女孩在婚礼前夕会脱下童年的托加，并将其献给神灵。婚后换上已婚妇女的专属服饰斯托拉，象征已婚身份和端庄德行，服饰转变与婚姻状态紧密相连。

需要指出的是，罗马人的“童年”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相较于出身精英阶层的女孩，绝大多数贫民以及奴隶阶层的女孩早早便需承担劳动。贫穷家庭的自由民女孩或许能获得最基础的读写知识，但其童年更多被劳动占据。而对于奴隶出身的女孩而言，“童年”在法律与社会意义上几乎不存在。她们从降生起便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一旦具备基本劳动能力，便会被投入到各种劳动中。她们不仅要承受超负荷的劳动，更时刻面临被转卖、与家人分离的风险等。由此可见，“童年”并非普遍的生命阶段，只有出身自由民家庭，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女孩，才真正拥有被保护、受教育的童年。

古罗马女孩的童年，是一个被家庭权力、社会期许与阶层现实共同塑造的、高度目的化的生命阶段。从父权下的身份确认，到以婚姻为导向的教育，再到通过玩偶和服饰渗透的性别角色内化，女孩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家庭领域。这一过程背后折射出古罗马社会在维系性别秩序、等级结构与家国关系等方面的深层逻辑。

首先，对女孩童年的性别规训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植入女孩生命的早期阶段。通过不断重复的日常行为实践，女孩将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内化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规训还以美德之名赋予被规训者道德认同感与个体价值感，使性别限制更易被接受，从而进一步稳固既有的性别权力关系。

其次，女孩的童年教育服务于罗马社会的等级秩序。在父权制社会中，女孩接受教育的价值往往通过婚姻与母职体现。精英家庭对女孩的培养不以个体发展为目的，而是借助她们维系家族声望与社会地位。精英阶层的女孩通过习得特定的文化知识与行为规范，与底层女童形成明显区隔；她们日后作为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又确保了阶层边界在下一代中得以延续。

最后，罗马社会将家庭视为国家的基石，这一观念使女性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强化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将社会治理的部分职责转移至家庭。女性在其中既是被监护的对象，也是协助管理家庭事务的助手，对女孩的培养正是为了使其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女性通过承担起维持家庭秩序、传承道德风尚和养育合格后代的重任，为罗马国家的稳定提供保障。

由此观之，古罗马女孩的童年世界不仅展现了性别对儿童成长的深远影响，也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性别规训模式、阶层代际延续机制与国家治理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童年并非自然或普遍存在的生命阶段，而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权力关系共同构建的产物；它既被亲情与照料所温暖，又被各种期许和规训所包围。在当代社会，警惕教育实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尊重儿童权利与个体价值，也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作者：温珊珊，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极目新闻通讯员 黄洁莹 刘晓天

23岁的程女士在分娩后遭遇了高危胎盘植入，随时可能出现大出血等生命危险。近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多学科专家协作，进行了腹腔镜双侧髂内动脉预防性结扎术+超声引导下清宫术，顺利清出粘连植入的胎盘组织，保住了这位年轻女性的子宫与生育力。

一周前，孕26周的程女士因为查出胎儿畸形，在当地医院进行了引产手术。术后，胎盘却没能自然剥离，医生手剥胎盘时发现胎盘与子宫粘连紧密，操作困难，立刻紧急转诊至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科Ⅱ。

程女士入院后，妇科Ⅱ医疗团队迅速申请启动院内多学科会诊机制，产科、超声诊断科、医学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通过专业检查及认真研判病情，确认患者为胎盘植入，胎盘组织跟子宫肌壁紧密贴合，还偏向右侧宫角部，严重粘连，随时可能出现大出血等生命危险，必须尽快完成清宫手术。

“面对这种高危情况，清宫术中大出血甚至切除子宫的风险较高，考虑患者十分年轻，保留生育功能至关重要。”妇科Ⅱ主任高晗带领医疗团队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此次手术既要清除宫腔内残留的胎盘组织、减少出血风险，又要务必保留子宫、充分保护患者子宫内膜、为患者后续妊娠做充足准备，最终决定采取腹腔镜双侧髂内动脉预防性结扎术控制出血，并在超声实时引导与监视下进行清宫手术。

经过快速周密的术前准备，程女士的手术在腹腔镜实时监视下进行，双侧髂内动脉被预防性结扎，临时阻断了子宫血供，同时配备自体血回输设备。手术由经验丰富的妇科Ⅱ高晗主任精细操作，超声科首席顾问陈欣林主任协助超声引导，产科首席顾问肖梅主任全程守护患者，成功取出所有残留胎盘组织。整个手术过程顺利，出血少。

术后，在妇科Ⅱ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与暖心护理下，程女士恢复迅速，术后检查基本正常，顺利达到出院标准。

据了解，胎盘植入性疾病是指胎盘绒毛异常侵袭子宫肌层的一类疾病，是导致严重产后出血、围产期紧急子宫切除、医源性早产及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发生与多种高危因素有关，包括既往子宫手术史（如子宫肌瘤剔除术、刮宫术）、子宫内膜炎、子宫结构异常（如宫腔粘连、双角子宫等）以及高龄妊娠等。

“以往，不少严重的胎盘粘连、胎盘植入患者要面对子宫切除的选择。”高晗主任介绍，为了有效保护女性生育力，该科使用腹腔镜下双侧髂内动脉预防性结扎技术，既能有效预防术中大出血，又能避免发生内膜缺血等情况，导致后续宫腔粘连、卵巢功能下降、不孕等远期并发症的发生。他也提醒有高危因素的孕妈妈要配合医生做好围产期风险控制，做好分娩预案，以减少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可能。

（来源：极目新闻）

极目新闻通讯员 刘禹 王靖

近期，一场扣人心弦的跨院“光明救援”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展开：一名胎龄仅24周+6天的超早产儿，在外院接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注药治疗后突发严重视网膜出血，病情急剧恶化。接到紧急求助后，该院眼科中心极速开启“绿色救治通道”，小儿眼底病专家团队24小时内高效完成转诊、多学科会诊与激光手术，成功为患儿实施视网膜激光光凝术，让孩子免于“出生即致盲”的悲剧。

据介绍，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导致儿童盲症的主要病因，其发病机制源于视网膜血管发育异常。该病主要危险因素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及长时间高浓度吸氧。由于早产儿视网膜血管尚未发育成熟，出生后体内血氧环境的剧烈变化，会引起视网膜缺血缺氧，诱发视网膜周边部血管异常增生、渗漏，进而导致视网膜增殖、脱离，结构破坏，就像照相机的底片出了问题一样。如不及时科学治疗，会导致患儿终身致盲。

该院眼科中心主任陈长征介绍，因该超早产儿发生严重出血时，其矫正胎龄还不足37周，全身状况极不稳定、麻醉风险极高。医院迅即启动多学科协作（MDT）机制，由眼科中心小儿眼底病团队苏钰副主任医师牵头，联合麻醉科、新生儿科专家全面评估患儿状况，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在确保早产儿安全的前提下，医疗团队于次日清晨紧急开展视网膜激光治疗。

术中，麻醉科刘志刚副教授团队实施精准全程麻醉监护，眼科苏钰副主任医师、叶美红医师为患儿行全麻下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凭借丰富的小儿眼底激光经验，手术团队通过头戴式间接检眼镜，保持头、手、患眼同时聚焦一线，在早产儿极不成熟的视网膜上精确定位病变区域，小心避开扩张的血管，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逐个封闭双眼周边360°环形缺血缺氧区域，以阻止病变恶化，手术全程不足1小时。

术后复查显示，患儿眼底状况稳定，出血逐渐吸收，扩张的血管消退。这场高效救治，不仅避免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领域18年技术积淀与系统救治能力的生动写照。

陈长征介绍，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华中地区重要儿童眼病救治中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通过持续强化科研创新能力与医疗救治技术，矢志成为每个患者值得信赖的光“明守护者”。小儿眼底病团队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视网膜母细胞瘤等急重眼病诊治方面优势突出，已成功救治数百例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保眼率稳居国内前列。

团队创新构建了集“筛查－诊断－治疗－终身随访”于一体的小儿眼底病诊疗体系，技术覆盖从眼底镜筛查、Retcam影像检查、眼底血管造影、激光、注药到玻璃体切割等复杂手术。今年10月，一名曾在该科接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激光治疗并坚持随访15年的少年返院复查显示：其双眼矫正视力均达1.0，眼底结构完好，成为该体系长期疗效的鲜活见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在儿童复杂罕见眼底病的诊疗方面技术优势显著，擅长精准诊断各类遗传性眼病，敏锐识别全身性疾病的眼部表征，实现早期有效干预。此前，该中心曾成功诊治全球罕见的“特纳综合征眼底病变”患儿，通过单次麻醉完成双眼检查及激光、注药一体化治疗，既把握了黄金救治时机，又减轻了患儿家庭负担。

（来源：极目新闻）

极目新闻记者 赵雪纯

通讯员 於鑫益 夏萌萌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一步都在生死关头，幸好有中南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是他们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12月4日，柚子（化名）妈妈探视了正在康复中的孩子，并向几个月来竭尽全力呵护柚子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柚子在29周+3天时提前报到，出生体重仅900克，还遭遇了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这一致命急症。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儿医院多学科团队的接力救治下，柚子历经手术、数周的重症监护，成功闯过呼吸、感染、肠道坏死等多重生死关，目前体重已稳步增长至2千克，预计下周即可康复出院。

患儿母亲看望康复中的孩子

2025年9月5日，柚子紧急降生。由于胎龄不足、体重极低，柚子的各器官系统发育极不成熟，出现呻吟、呼吸困难等症状，被火速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孩子当时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必须立刻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并注射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维护肺部功能。”儿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何秉燕回忆，超低体重儿本身自主存活难度极大，柚子面临着呼吸衰竭、感染、营养匮乏等多重基础生存挑战，医护团队只能24小时密切监测，精细化调整治疗方案。

经过6天的精心呵护，柚子于9月11日成功脱离了有创呼吸机，转为无创通气，病情逐渐趋稳。然而好景不长，10月2日，柚子突然出现血氧饱和度骤降、血压波动，伴随感染性休克症状，经检查被确诊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这是早产儿群体中致死率极高的胃肠道急症。“对于900克的超低体重儿来说，该疾病的死亡率超过50%，一旦发展为肠穿孔、腹膜炎，24-48小时内就可能危及生命。”该院小儿外科主任张文介绍，该病由早产、肠道缺血缺氧、感染等多因素引发，会导致肠道缺血性坏死，进一步加剧多器官功能负担。

紧急关头，医院启动多学科协作机制，何秉燕带领儿科重症监护室团队稳住柚子生命体征，张文主任、高贺云博士带领小儿外科团队评估手术可行性。“当时孩子生命体征极度不稳定，强行手术风险极高，可能无法耐受麻醉和创伤。”何秉燕表示，经过内外科反复会诊，团队果断决定先进行保守治疗，全力控制感染、改善循环，等待最佳手术窗口期。

10月21日，柚子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体重也增加至1.46千克，手术时机成熟。高贺云博士团队为其实施手术，术中发现柚子末端回肠近回盲部处粘连狭窄，存在原坏死穿孔肠管，成功切除病变肠管，完成回-结肠吻合，并通过肠造口为肠道减负。“新生儿手术容错率极低，每一步操作都要精准到毫米，既要彻底清除病变组织，又要尽量保留正常肠管，避免影响后续消化功能。”高贺云博士说。

3个月的救治历程中，中南医院妇儿医院多学科团队的无缝协作。新生儿科负责维持柚子生命体征、提供营养支持，小儿外科精准实施手术，麻醉科全程保障手术安全，影像科、检验科及时提供诊断依据。“我们每天至少一次多学科会诊，不管孩子在哪个科室，各学科医生都像对待自己科室病人一样全程跟进，确保术前评估、术中配合、术后护理不脱节。”张文介绍，这种紧密协作让团队在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决策，避免延误治疗。

如今，柚子已顺利度过术后恢复期，能够正常耐受喂养，体重从手术时的1.46千克增长至2千克，精神状态良好。主管医生何秉燕表示：“除了多学科团队的专业协作，还要感谢柚子父母的信任与坚持。他们全程配合治疗，给了医护团队极大的支持。”目前孩子恢复顺利，预计下周即可康复出院。

（来源：极目新闻）